在上周举办的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华南区年会上，中青年经济学家“京城四少”之一、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用大量的经济数据解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当前存在着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和威胁。而且，受欧、美、日三大国际经济体的通胀趋势影响，中国未来持续一段时间内的通胀压力令人担忧。他还分析了政府目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背后的深刻原因。他认为，中国需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防导致经济不具有持续增长能力。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产业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现在是“上中等收入的国家”
温总理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的报告里做了清楚的描述，我们到去年末GDP的总量达到了51.9万亿，接近52万亿。这个总量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大概提高了24倍。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大概15天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34年下来，我们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达到了9.8％左右，这个速度在当代也是一个记录，无论是增长率之高还是保持时间之久，（都）没有其他国家出现过。51.9万亿（元），按最近三年的平均汇率换算成美金的话，大体上是8万亿左右美金，占全球GDP的比重应当是10％，排在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美国，美国2011年GDP总量是15.1万亿，占全球的23％。
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指标是人均（GDP）。中国去年末大概是13.4亿人，（所以）我们人均GDP接近4万块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17倍。平均每年我们人均GDP的增速是8.7％，这也是很不容易的。这30几年中国人口增长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同时实现人均GDP年均8.7％连续34年的持续增长，是很不容易的。
世界银行去年6月做了一个最新的调整，按人均GDP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人均GDP在12475美金以上的国家叫高收入国，共有70个；12475美金到4055美金的叫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54个国家；4055美金到1055美金叫下中等收入国家，也是54个国家；人均1055美金以下的国家叫低收入的穷国，有36个。这里讲的是国家，没包含地区。
那么，我们去年人均GDP是5800美金左右，我们现在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穿越了贫困，超越了温饱，现在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
70个高收入的国家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平均用12年零4个月。70个国家里有22个是人口超过1千万以上的人口大国，这22个人口大国实现跨越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那么，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再给中国10年左右的时间，按照经济发展史来说，有可能实现跨越，就是进入所谓的高收入的拐点，达到12475美金。
2030年中国或成第一大经济体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的经济增长的三个数量指标。第一，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们GDP的总量要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GDP的总量接近45万亿人民币，翻一番是90万亿。按现在的汇算折（算）大概是14万亿美金，相当于2010年之前美国的水平，到那时我们折成总量还是排在世界第二。要实现这个总量翻一番有个条件，就是我们人均GDP的增长率要达到7.2％。这个速度目前看问题不大，为什么？我们2012年是7.8％，2011年是9.2％，从已经过去的这两年看都高于所要求的7.2％的目标。剩下的这8年，我们大概达到7.1％左右就能实现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总量目标。
第二个全面小康社会的数量指标是人均GDP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将近7万（元），折下来是接近12000美金。中国到2020年如果实现了人均GDP的倍增，就意味着中国从目前的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跨越，达到或逼近当代世界高收入国的12045美金的拐点。但要实现人均GDP翻一番也有个前提，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要控制住在5/1000以下，我们这几年实际上是在3/1000左右。
第三个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到那时人均GDP是4万块，如果三家之家就是12万。农村居民2010年的人均纯收入是6000块钱，翻一番是12000块。
现在的问题是，前两个翻一番的问题不大，缺少保障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指标），缺少制度、政策、一系列的衔接。要实现这一点，对国家的分配制度要进行改革，尤其是要保障城乡差距不能扩大，或者居民收入差距翻几翻，有的人没有翻或翻不到一翻。这实际上是中国梦的第一步，到2020年我们有可能晋升到高收入国的临界水平。
第二步，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只要过了人均1万美金（的水平），它的速度肯定是要下降的，因为基数大了。根据经济史的经验，一般每十年平均数据下一个点。所以，如果2020年前中国的人均自然增长率是在7％-8％，2020年以后它会降到6％-7％之间，（这）比世界平均速度还是要略高一点。按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到2030年前，美国按金融危机前的增速3％-4％，我们在总量上能超过美国。就是说2020年我们能实现全面小康，人均水平我们能达到12000美金这个拐点，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大概还是第二——14万亿美金；但到2030年，我们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30年以后，预计中国的增长速度平均还要掉一个百分点，那也就是5％-6％之间，差不多相当于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按这个速度走下去，大概到2050年前后我们人均GDP能赶上当代发达国家，当代发达国家人均GDP都是几万美金。所以，我们现在叫在新中国建国100周年前后建成民主富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际上就是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
因此，再给中国7、8年时间，我们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建成全面小康的社会；再给中国17、18年时间，我们在总量上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给中国37、38年时间，我们在人均水平上能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这就是中国梦的目标。按这个前景看，至少在2020年前，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保持7％以上的比较高的增速。
今年GDP增长可能是7.5％-8％
2013年的经济增长，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7.5％，这是比较谨慎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今年经济应该在8％以上，国内大部分机构预测是7.5％-8％之间，个别的认为会突破8％，比较多的判断是7.9％。
短期分析主要是看需求和投资。今年投资需求增长，国家发改委提出的计划是18％。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不应该低于去年，去年我们剔除价格因素是19.3％，今年应当在20％左右。因为在“十二五”规划中，很多重大项目实际上已经开工了，不能停工，要一直跟着投下去，所以我估计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应当低于去年。如果不低于这个水平，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5％，拉动GDP一个点的增长，我们估计今年大概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4％-5％。
第二块是消费需求。去年社会消费者零售总额排除价格因素之后实际增长是12.1％，前年大概是11％点多，今年预期能达到14％-15％。按照中国这些年的经验，消费者零售总额每增加5％，（能）拉动GDP一个点，（所以今年）拉动中国GDP增长大概3个百分点或者略多。那么，投资需求如果能增长20％左右，拉动（GDP）4％-5％；消费需求如果能增长14％以上，大概拉动（GDP）3％左右，加在一起刚好是7％-8％。
还有一个因素是出口。从2007年开始，进出口在GDP中占的比重是9％，到去年下降到2％，也就是出口还受到很大影响。去年中国经济增长7.8％，（具体来说，）51.8％是消费贡献，还有50.4％是投资贡献的，两个加在一起，内需去年拉动经济增长是102.2％；进出口对去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2％，两个一抵销就实现了100％，经济增长7.8％。
我想今年力争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再出现负的，哪怕是零。我们去年出口增长是7.9％，进口增长是4.3％。如果今年出口增长力争能达到8％或者接近10％，进出口对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可能转为正的，至少不会再是负的；那么，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8％，如果出口情况再糟糕一点的话就可能抵销一点，（结果GDP增长）就有可能在7.5％-8％之间。（但）这有不确定性。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最主要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穿越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条件发生了变化。它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适应不了就出不来，如果能适应这种变化，转变它的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
中国现在通胀风险很大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三次大的抢购，通货膨胀，都是在1998年之前。每一次具体原因不同，根本原因是那是需求大于供给的年代，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可能抢购，(社会)陷入通胀。1998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首先是内需不足，然后在外需受挫的情况下矛盾就比较尖锐。
从2010年10月，我们从刺激经济的政策轨道退出，到现在两年多。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产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既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又有经济下行的危险，双重风险并存，一个是通胀，一个是经济衰退，（即）经济增长速度乏力。这两个问题要求宏观政策在方向上是反的，如同一个人同时得两个病，他吃这个药治这个病，但（同时）加剧那个病，你怎么办？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滞胀——经济停滞、经济衰退，然后通货膨胀。我们现在（也）遇到了。
从数据上看，我们通胀水平不高，2011年我们通货膨胀率5.4％，但我们经济增长率2011年9.2％，很温和。2012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7.8％，但我们的通货膨胀率2.6％，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增长率、很低的通胀。去年10月和11月我们的物价上涨率已降到了2％以下，但从政府到居民对通胀的预期值非常高，担心程度非常大。为什么？这次通胀的原因和历史上不一样。我们历史上那三次大的通胀原因很简单，就是需求拉胀、短期经济，这次不同。一个特点是目前承受的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2008年到2010年反金融危机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政策在买单。我们当时踩着3％的红线在安排财政赤字，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需求，刺激了经济增长。2008年我们经济增长达到了9％，2009年全世界（经济）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8.7％，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3％，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但也是在9.2％左右。我们去年经济增长7.8％左右，而全世界（经济）低迷，甚至负增长。中国保持了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原因很多，和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和我们采取的这些宏观刺激政策有直接联系。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代价就是票据出去了，它先可以刺激生产，拉动增长；但企业拿到钱一扩大生产，扩大投资，搞工程，搞项目，他要雇工人，要给工人发工资，工人拿到工资后就会买东西，CPI就会上升，带动通货膨胀，这是它的坏处。票子出去了，传导到刺激物价，有时间差，中国是7个月至24个月，我们2008年出去的钱到2012年底差不多要（传导）出来了，2009年出去的钱今年可能要表现为通胀，2010年出去的钱明年可能表现出通胀。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正在重复着前几年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反危机所导致的通胀的巨大压力。
第二个原因，这次通胀带着比较强烈的成本推动，我们过去有需求拉上。我们现在工资、土地、生产资料上涨，上涨之后推动物价，这次物价上涨中有40％多是成本推动的。所以现在是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
第三个特点是有国际出入。随着我们对外联系的增大，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化反映到我们的产品成本当中。比如我们的石油每年消耗大概5亿多吨，有55％靠进口；这些年石油价格涨得非常猛，而且如果海峡一旦封了，会更糟糕。还有铁矿山，我们每年大量进口，有时一年的进口量相当于国际贸易量的60％以上，下游压力很大。还有农产品，主要是大豆、玉米的进口量比较大。中国大豆主要靠进口。我们做过测算，国际市场大豆如果涨一块钱，中国国内市场大豆平均价格涨8毛3；中国大豆如果涨一块钱，菜篮子里的肉禽蛋会涨6毛2。大宗商品现在这个情况很糟糕。现在美国、欧洲、日本这三大经济体的货币都开始蒸发，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令人担忧，一旦过剩，它就会拉动全球物价上升，中国再通过进口，就会传递到我们的传统价格上去。
经济下行风险首先看投资
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很大，经济衰退、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是来自内需疲软，内需不足。首先是投资，去年我们固定资产增速在14％左右，其实不低，关键是不是市场力量在投，主要是各级政府在投。
政府投资，第一是没效率。因为它只知道搞基础设施，这对经济的后续带动作用很有限，一个项目结束了就结束了，没有持久的带动性，还投入了很多低效率重复建设的东西，但为什么要投呢？经济危机来了，企业不投，市场没有动力，会出现高失业。现在麻烦的是政府投了这么几年，投资增长数很好看了，但政府已经没钱了。（中央）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去年是8000亿，今年是12000亿，地方困难更大。地方不能印发钞票，还不上，过去卖地，现在地卖不了怎么办？政府投不动了，不得已要退出；但政府退出有个条件，就是市场要跟进，企业要跟进。
现在问题是企业不跟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有钱，但没有结构升级的能力，研发能力、创新能力不够，没有新产品开发，它要投就是在现在的基础结构下的重复建设。（但）我们产能过剩已经特别严重了，特别是工业产品。
还有些小企业，特别是民营小企业，可能有些项目想投，但是第一，小企业很难取得银行的信任，银行也唯利是图，他信不过你。第二，我们的要素市场很难对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福利，基本上是国有垄断的，怎么可能对民营经济提供公平高效低成本的服务呢？这些小企业就民间融资，利率一般在15％，风险很高，成本很大。
所以，中国现在经济下行的风险首先还是来自于投资，投资数据不错，实际上是政府在支持的，市场力量没起作用，令人担心。
消费需求，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宏观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那就导致整个消费起的作用不够。微观方面，中国收入内部收入差距在扩大，整个消费倾向会降低，投资需求疲软，特别是市场性需求不足，然后由于收入分配的扭曲，消费的作用很难持续扩张，这就导致内需疲软。
内需疲软如果有出口来支持也还好，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现在很缓慢，我们面临的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所以，中国的出口恐怕再难找到像前些年那样每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总需求疲软。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下行或速度放缓，风险还是很大，背后的原因又相当深刻，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
要素市场化亟待深入
我们现在的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通过财政赤字，来增大政府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紧缩性的，收紧银根。这两个反方向的政策组合叫松紧搭配。
为什么我们采取这种政策而不采取同方向的？（因为）现在宏观经济失衡，双重风险同时存在，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衰退的危险；现在麻烦的是我们不知道哪个（问题）最要命，很难判断，我们就采取了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反方向组合的坏处是（政策）会相互抵销，好处是降低宏观决策一旦失误带来的风险。治不了病，但也不会加剧病，耗一段时间，可能哪个是主要的（问题）慢慢就表现出来了，我再来调整我们的政策。这是一个低效率的政策选择，但也是一个低风险、无赖的政策选择。估计今年宏观政策不会出现大的方向性的变化。
只有从供给、生产、结构方面有真正的升级，需求疲软、需求失衡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真正的持续高速的增长。所以，关键问题是要转变经济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做更艰苦、更深入的努力，特别是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把它聚焦在结构调整上。怎么实现结构调整？以技术创新作为实现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驱动力，作为支撑，提高创新力。我们技术创新喊了很多年，为什么很难实现大突破？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不够。
如果说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就是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要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我们（通过）这30几年的市场化，商品市场化基本实现了，真正要实现的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知识产权，现在亟待深入，亟待完善。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轮子的驱动下，我们的发展方式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我们的发展目标就能如期实现。
(关键字：中国 经济 通胀压力 结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