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外省多年的钢铁投资商人正在陆续地回到他们的家乡福建长乐。
从2016年下半年至今，全国范围内超过500家钢厂彻底地关停。在各地政府的肃清行动中，这些钢厂被断水断电、拆除设备、清理厂房、没收生产资料，也没收了那些被定义为违规的产品。占据了全国大部分民营钢铁资本的“长乐系”，显然是在这一轮肃清中最落寞的群体。
他们中的第一批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怀揣着从家族、乡邻那里募集的资金，通过颇具地方特色的融资方式，走出家乡，在外省投资建设钢铁的生产线。其间，占据全国大部分钢铁投资的“长乐系”资本，伴随中国经济的起飞不断膨胀，直至后来的蔚为大观。
现在，超过一半的长乐钢企，正在以一种疾风骤雨的速度，从中国的工业版图中消失。
窘迫时刻
过去的半年，对于长乐钢铁资本来说，无异于经历了一场摧毁性的风暴。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场风暴并不算突然而至，也不是专门针对长乐系。
很难讲清楚，回乡是去产能的产物，还是长乐商人们的自身行为带来的后果。但一个简单而公认的事实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个小城，与眼下畏为大患的“地条钢”有着深重的渊源：“地条钢”多为中小民营企业所为，而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小民营钢铁企业在全国的蔓延过程中，福建省长乐市一直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地——商人们投资的钢厂遍布全国，但绝大多数发展多年规模也始终不大，像是那些生长停滞的机体。
2016年11月，取缔“地条钢”突然成为了中国钢铁去产能政策的一项关键工作，此后对于“地条钢”的超高压政策一直延续，并将地条钢的“大限”定在了2017年6月30日。随后的一个月之内，来自中央的督查组，又针对那些未被肃清的角落再一次进行暗访。
督查者汇报了若干“死灰复燃”的迹象，再一次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示：取缔“地条钢”、化解过剩产能要坚定不移推进。对于顶风作案的要坚决依法严惩，对监管不力的要严肃问责，务必做到令行禁止。
这距离地条钢第一次被政策定义为“落后产能”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但在此期间，地条钢企业一直以不甚明朗的身份在钢铁市场上占据重要的一席，直到2016年下半年，地条钢及其背后的长乐系，才迎来一次真正伤及性命的痛击。
在被关停的500家中小型钢厂中，很难找到便捷、有效的手段来弄清，具体有多少隶属于长乐系。根据中钢协主任陈玉千的估计，全国涉及“长乐系”的钢铁产能大约在2亿吨左右。长乐冶金行业协会会长吴华榕透露，该协会在2016年之前的会员数量大约为110家，如今，会员的数量只剩下50多家，一半以上的会员企业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遭到了关停。
所谓的“会员企业”，属于长乐钢企当中的“规模以上企业”。可以推断的是，在“规模以下”的企业当中，关停的比例将远远超过50%。
回到家乡的长乐帮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窘迫的时刻。对于多数惯于以钢厂营生的长乐企业家来说，现在必须要与钢铁作别。但看起来，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出口在哪里。
外省的企业家
福建商人刘瑞玲的电话已经处于没人接听的状态。半年前，记者曾经打通过刘瑞玲的电话。彼时，他的瑞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刚刚被关停不久，他处于非常沮丧的状态。
那是一家有着4套20吨、3套6吨的中频炉以及2套连铸连轧生产线的小型钢厂，位于江苏省北部的新沂市，早在2003年就已经成立，并在随后投产。即便在钢铁价格跌入谷底的2015年，这家钢厂还生产出了30万吨以上的钢铁。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对145亩的工业用地使用权以及厂房等主要固定资产进行回购，但并未遂愿。400多名工人也在那时候随之遣散。
同在新沂投资钢铁的王文忠认识刘瑞玲。从王文忠的口中得知，瑞新金属的这位老板和他一样回到了家乡福建，并同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但王文忠的手机号一直没有变，他在江苏省这个北部小城经营多年积累下的人脉与这个手机号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里还有他的一家合金钢厂，等着王文忠去处理。
同在新沂，一个和他颇有渊源的钢厂——华宏特钢有限公司刚刚平息了一场劳务纠纷，恢复了生产的秩序。这是一家拥有两座1080立方米高炉的钢厂，在2016年的一场去产能督查当中，这家钢厂被下令拆除一台违规建设的120吨转炉，但这并不影响其主要设备的生产。
十四年之前，王文忠创办了华宏钢铁有限公司，但在2010年他转让股份时退出了这家钢厂。与此同时，“华宏”这一企业名称被转让的一位资本比他更加雄厚的同乡。此后，新华宏在产能等量替换的政策允许下，新上了如今的高炉，而王文忠的原厂则更名为“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因等量替换以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主管部门在彼时还关停了5、6家小型钢厂。
命运在七年之后迎来了最终的分化。企业所在地新沂市从2016年7月底开始响应政策要求，对全市范围内钢铁、焦化、水泥、铁合金、电解铝等行业的落后产能进行排查，按照“彻底断电断水、彻底拆除生产设备、彻底清理厂房、彻底没收生产原材料、彻底没收产品”的标准，强制关停了华达钢铁、瑞信金属和盛祥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共三家炼钢企业。期中，华达钢铁因前期被中央媒体曝光，相关主管人甚至被刑事拘留。
王文忠手上的另一家合金钢企业——佳宇镍业有限公司，则在早前两年就因效益不佳和环保压力处于半停产的状态。2017年，佳宇镍业也迎来了命运的收场，设备全部处理，仅余厂房和三层共1000多平米的办公楼。
和王文忠、刘瑞新具有几乎相同结局的还有盛祥金属的投资人黄伟红。在三家公司均已关停完毕之后，三人陆续回到了同一个地方：福建省长乐市。至此，这座城市只剩下华宏特钢一家钢铁企业。
王文忠，黄伟红，刘瑞玲，乃至当年接手“华宏”、现在留在新沂继续从事高炉炼钢的李廷云，都来自福州市下属的这个县级市——长乐。当初，和众多长乐籍商人一样，他们正是从这里出发，带着资金在外省建起了一座又一座钢厂。
苏北小城新沂是一个缩影。这里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与地条钢有关的故事，在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在以近似的情节上演过。但在过去，情节激烈却未曾出现过。
时光回溯至1999年12月，“地条钢”一词第一次出现中央的文件中，在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布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二批)》中，“生产地条钢或开口锭的工频炉”出现在“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的名单中，其淘汰期限为2000年之前。
2002年6月，国家经贸委发布第三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地条钢”被列入“落后产品”名单，淘汰期限又被定为2002年7月1日。
此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多次出台文件，要求淘汰地条钢产能。但“地条钢”却始终以“贴牌”“冒牌”生产等形式在钢材市场上占据重要的一席，直到2016年下半年，这样的情况才发生真正的改变：不合规的中小钢厂终于开始沉沦，与之伴生的是，来自福建长乐的钢铁从业者们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小股东的故事
2017年6月19日，一则关于地条钢“大限”来临的消息在长乐论坛中被转载——根据今年的去产能政策要求，全国范围内的“地条钢”产能要在6月30日之前全部取缔。
“以前入股的钢厂都没消息了，只有两家倒闭还返还了3毛。投资那么久，全赔了。”这是一个长乐市网民在这条消息下面的跟帖，类似这样的表述，不仅出现在这家社区网站的评论中，也出现在了长乐市街头那些出租车司机的口中。
在长乐，钢铁不仅与王文忠这样的商人有关，也与这里的多数人相关。当地人告诉记者，过去，在长乐市，尤其是某些村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投资钢铁的历史。想要投资建厂的老板，会通过家族、乡邻的关系募集需要的资金，而后者则根据资金的多寡分得相应的股份，成为他们口中所言的“小股东”。“这样的融资方式，仅凭企业家或是大股东本身的信誉，以及小股东之间的可靠关系，不签订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一位长乐的当地人如是告诉记者，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也算是当地经济生态中的一个特色，政府一般不会进行干涉。
当地人讨论如今钢厂的行情时多表示，今年的状况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进一步言之就是，投了“大钢厂”的都赚了，投了“小钢厂”的则多数栽了进去。
长乐人所言的“大钢厂”，也就是具备高炉的企业，而“小钢厂”则主要以中频炉、感应炉等生产设备为主。如今，让业内畏为大患的“地条钢”，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小钢厂的设备生产和流出。
出租车司机王书明在两年之前还在外省的某家钢厂上班，甚至他的家族以前还曾做过高炉。在干出租之前，他随着家乡的大股东，辗转过山东、广东、广西几个地方的钢厂，主要是作为车间的管理人员。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钢厂股东。“今年还在产的钢厂，效益都非常好。一块钱能分红5毛，有的能达到1块。”王书明告诉记者，就在去年行情刚刚好转的时候，与他同村的大股东林木平还分给了小股东9毛。除此之外，云南玉昆钢铁集团给小股东的分红也很可观。
他口中的“分红”，即钢厂根据每年的效益，给予股东的回报。5毛的分红，也就是50%的年化收益。当然，如果钢厂效益不好，多年不见分红，甚至钢厂倒闭、资本金一去不返的情况也很常见。
王书明回忆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分红都是十几块，那是他印象里分红分得最多的年代。位于山东的闽源钢铁有限公司在前几年钢铁行情较好的时候，一年能够分红2块6 ，这样的高分红曾经持续了五、六年之久。
不过，小股东很难把握自己的财运。王书明自述曾经跟随自己的表哥投资过新疆、山东等地的钢厂，投进去的钱已经“吐出来”很多，但却并没有分红给他和其他的小股东。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作为资本链条上的末端，很多时候小股东们对于钢厂的真实利润情况并不能知情。
王书明出生的地方是长乐市漳港镇。他告诉记者，漳港是长乐市境内投资钢厂的风气最盛的地区之一。他所在的渡桥村，大约一千来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投过钢厂，每户人家一般会投好几家。
现在，漳港人不再将钱投向钢厂了。“一方面是钢厂被关了很多，政策不允许再新建钢厂，而在产的钢厂在行情大好的情况下，也并不缺钱，即便缺钱，也是动辄上亿元的资本，长乐普通的小股东们已经没有了投资的门路。另一方面，钢铁行业在2016年之前并不好过，亏掉的钱很多，这也当地的小股东们风险意识进一步增强。”王书明解释说。“不是好老板，也不敢投。”王书明告诉记者，“比如一个大股东可能通过集资融了2个亿，报到外面却是4个亿，再向银行融资2个亿，老板自己不出一分钱。分红的时候是按4亿的总资本来分红。如果厂子倒闭，则是按照他2亿来算。比如卖了1亿，老板就拿走5000万。王书明甚至用了“空手套白狼”这样颇含怨愤的词语来形容大股东这样的行为。
同样来自长乐的陈进，曾经是江苏省某长乐系钢企（今已关停）的财务人员。他告诉经济观察报，基于大股东在分红上的吝啬，如今回乡之后希望再创业，转型养殖业，但融资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
冲击
长乐，因钢铁造就的辉煌气象依然隆盛，并成为这座城市气质的一部分。
从福州长乐机场驱车向东大约20公里，便进入了长乐市主城区。当地的物价水平并不低于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新开发的楼盘价格则高到了两万一平米，而长乐人婚丧嫁娶的花费则高到了惊人，甚至屡屡因此登上报纸的版面。
这是一个早在1984年就被费孝通称为“中国草根工业的发源地”的地方。至今，在长乐的农村，青、壮劳力也很少以务农为生，以同村或同族人为主体进行集资办厂是他们解决劳动力出路的主要方式。
当地人告诉记者，因为地处东南沿海，早期去往海外谋生的长乐人非常之多。积累了资金之后，便开始了实业领域的投资，“一黑一白”则是他们主要的投资领域。黑是指钢铁，白则是纺织。根据当地人介绍，纺织业的工厂主要在本地，而钢铁则有所不同，从这里输出资本，在全国各地落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步，长乐的钢铁资本发展了接近30年，钢铁给长乐人带来了财富，甚至也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在长乐市首占新区广场路西侧，坐落着两座业已竣工的大厦，大厦高达140米，是长乐市海拔最高的两栋建筑，现在也是该市的标志性建筑。2014年，由长乐冶金协会牵头，组织了92家境内外的长乐系企业投资接近10亿元，建设了这两栋地标性建筑。而当地的这一协会，领导人员也皆为较具影响力的长乐系企业家。
长乐系的企业究竟有多少？不仅长乐市政府、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甚至是长乐冶金工业协会这样的当地组织，都没有这方面的确切统计。长乐市发改委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他们只能统计本市境内的钢铁企业，至于全国范围内由长乐籍商人开办的钢厂，长乐市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做过统计。长乐市财政局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这些地处外省的钢厂，根据纳税的登记部门，一般都是向钢厂所在地纳税，而不是长乐市的税务部门。
中钢协主任陈玉千向经济观察报估计，全国涉及“长乐系”的钢铁产能大约在2亿吨左右。
一些发展稍早的企业单体，现今已经蔚成规模。例如，由李景云、李景忠兄弟执掌的山西晋钢集团，年产能已经超过1000万吨。少数优质的资产，甚至与央企走在了一起。2011年，宝钢集团便以70%股份入主了福建德盛镍业有限公司，后者为当地颇具名望的早期钢企创业家陈法官所创办。改组后的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成为了宝钢集团主要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江苏省一位地方发改委官员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当地规模稍大的长乐系钢企（高炉型企业），产品本身具备了优良的品质。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会把控地更为严格，在行业低谷时期，甚至会给沙钢这样更具品牌知名度的民营钢企进行贴牌生产。
根据早先的一份统计，2011年，全国由长乐企业家创办的钢铁企业，只统计单个企业年产值在20亿元以上的，其总产值就已经达到2250亿元之多。
不过，和这少数规模、产品都进入了光明地带的企业相比，更多的长乐系钢厂则是隐藏于偌大市场当中的更为隐秘的存在。无论是产品的品质，还是环保的执行力度，都难以拿上台面。限于政策的要求，他们像是先天存在缺陷的机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不会长大。
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透露，从2016年下半年至今，全国各省区已清理出“地条钢”企业共500多家，涉产能1.19亿吨。
根据此前已经取缔的400余家地条钢企业来看，地条钢企业年产能介于8-20万吨，平均年产能约为15万吨。从地域分布看，地条钢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广东、江苏等省份，而地条钢企业数量最少的内蒙和贵州，也有接近10家。从地条钢占各省粗钢总产能的比重看，比重最低的湖北大约在3%，比重最高的云南则达到21%。
关于长乐系的现状，即便是作为负责“联系域内外冶金企业家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的当地协会——长乐冶金行业协会，也不愿意和记者说得过多。
2004年成立的长乐冶金行业协会，由长乐籍域内外冶金企业家自愿联合成立，按组织规模和涵盖范围，这一协会也是国内冶金行业的第二大社团组织。根据长乐冶金工业协会的官网信息，过去，这一协会在全国各地组织召开了十五场年会，参会人数共达2000多人。
但执行会长吴华榕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去产能是一个趋势，将落后的产能淘汰掉，是对的，是为了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健康，协会支持国家的政策。”
今年10月，按照惯例，长乐冶金协会依然要组织会员参加年会。吴华榕说，今年的会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大约就是聚在一起聊一聊。“如今的会员，留下来的都是很健康的、合格的企业。如果是在以往，会上会进行产业政策的宣导，现在不太需要了。”
出路
在江苏做了十四年钢铁生意的王文忠，带着对于过去的复杂的心绪，回到了长乐的家乡。但对于未来，历经半年的思考，他依然理不出任何思路。
惯于在生意上拼搏的长乐商人，素以胆子大、路子野闻名，一旦认清目标，会果断化为行动。但此刻的王文忠觉得，他缺乏的正是一个明晰的目标。他现在手头除了那个苏北那个空置的厂房，还有几笔在外的投资。
王文忠告诉记者，眼下的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当然，事情的另一面也在于，他在短时间内根本想不出接下来能做什么。对于他来说，在外做了十几年的钢铁营生，个人的资本已经累积不少，但他的胆子反而比以前变得很小。
他告诉记者，现在手里的钱最好“安分”一点，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都不好投”，来自产业本身以及政策环境的风险太大。他自己已经吃到了这方面的教训。
但言语之中，他似乎依然惦记着他的老本行——钢铁。他很羡慕未被定为违规产能的电弧炉。对于资金实力相对有限的老板，大厂已经投资不起，即便需要资金，动辄就是几个亿。但电弧炉成本低、回收快，在现在的行情下，今年投进去明年就有效益。
眼下，将眼光瞄向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但王文忠对于到国外投资建设钢厂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根据长乐冶金行业协会会长吴华榕的介绍，目前，在海外的长乐系钢企数量已经很多，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根据初步估算至少约有两百家左右。不仅越南、印尼、东非、西非这样的一带一路之地，甚至阿富汗、摩纳哥这样的地方都有长乐系的企业。
王文忠分析说：“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也很大，有些项目做做就亏了。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福建钢铁资本的外流，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钢厂已经非常之多，马上也面临着过剩。”
和王文忠一样心心念念着钢铁的，还有黄伟红。新沂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此前在此投资钢厂的福建企业家，包括黄伟红，依然会时不时地和主管部门沟通，希望回到从前的主业：比如再做一个轧钢厂项目，买了钢坯来轧螺纹钢，或者是到某个废旧船厂，把切割剩下来的边角料运回来重新熔炉再生产角钢。
但这样的想法均遭到了当地主管部门官员的否决。“一样的道理，生产出来都是地条钢。”该官员解释说，“轧钢属于加工业，但冷轧螺纹钢属于生产许可证管理范畴，如今国家所有涉钢铁生产许可证都已经停办，也就是说，这样的项目是政策不允许的。”
“有厂房，有技术人员，有生产经验，有熟悉的工人，轻车熟路，你让他转型发展，他不会转。”该发改委人士一语道破了本质，“更重要的是，他们跳不出固有的思维。”
在这位官员的所在地，王文忠的佳宇镍业有限公司名义上依然还在。虽然设备已经处理，但公司并未注销。3万多平米的土地，3层楼共1000平米的办公室依然静静坐落在那里。
身在长乐的王文忠说：“先等等，看看以后有什么合适的机会再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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