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刺激政策难见效。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价格和市场扭曲，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重构新平衡
●供给侧改革更注重质量、效益，是“挤掉经济中的水分”的过程
●去产能任务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压缩产能，而在于创造一个环境，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去，去产能也会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回归高增速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挤水分”，会不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重要一环，降成本是企业自己努力可以完成的吗？……“十三五”开局之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海内外专家、企业家热议的高频词。
为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刺激需求侧“三驾马车”？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首次以“新平庸”概括陷在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中的全球经济。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如何培育增长新动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过去几年，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在丧失动力，全球经济陷入了‘新平庸’，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改革。中国一直在加快改革，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好的典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说。
尽管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一直是热门话题，但是与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比，这个热词在大众中还显得生僻。为什么中国选择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延续以往刺激需求侧“三驾马车”的思路呢？
化解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刺激政策难见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集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具体表现为重化工业部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的边际拉动作用减弱，金融领域违约风险开始暴露，不良债务和隐性失业等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压力增大。“要解决这些问题，难以单纯依靠需求扩张和刺激政策，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价格和市场扭曲，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重构新平衡。”
一直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也“刺激不起来”。从2011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力短缺、资本回报率降低、资源重配效率空间缩小等都导致“十二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为7.6%。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从2011年的9.5%回落至2015年的6.9%。
“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那就意味着我们遇到的不是周期性问题，刺激政策也‘刺激不起来’，需要改变思路，认识供给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分析，“十三五”时期，如果供给侧没有实施任何改革，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将进一步下降到6.2%。
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优势。然而，“十三五”时期，在人力资源上，中国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据蔡昉介绍，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开始负增长，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之后，中国还将迎来新一轮劳动力短缺。此外，将各级毕业生和毕业未升学的人口加起来形成的新成长劳动力也在减少，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在放慢。
“我们通常会说‘数量不够质量补’，但是事实上数量不够了，质量也会下降。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下降，即便出台刺激政策，投资意愿也在降低。”蔡昉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提高潜在生产率。“如果能够在某些方面推进实质性的改革，从而获得改革红利，那么潜在增长率曲线会越来越像一个‘L’。”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改什么，政府该做什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那么该如何顺势而为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放”是关键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认为，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制度性供给，有三大潜力空间值得挖掘：一是理顺价格机制，因为价格扭曲造成结构问题凸显；二是开放农村市场，改变生产要素只能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不能向农村流动的现状；三是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降”要更主动。
“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一个关键所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分析，中国经济在全球立足主要依靠比较成本优势。但是中国市场主体的体制性成本，即市场主体的法定成本、对市场潜在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过高，且无法通过企业自身努力降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走到世界前列的秘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
——“管”不能缺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在需求侧就不作为。打好需求与供给两侧“组合拳”得到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提醒，“需求结构合理的话，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影响。在没有充足需求的时候，供给侧改革不仅不会促进增长，还会增加失业。”
李扬则认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主要要做六件事：一是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是要稳定宏观经济，三是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四是加强市场监督，五是要促进共同富裕，六是要弥补市场失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吗？
近些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这四个词总是同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否会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增长、改革、调整、稳定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蔡昉以去产能为例分析，去产能任务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压缩产能，而在于创造一个环境，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去，让有竞争力的活下来。“去产能本身就是一种改革，也会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在李扬看来，需求侧的管理比较注重速度，而供给侧改革更注重质量、效益，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谓“固本强元”，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不过，供给侧改革也是“挤掉经济中的水分”的过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不良资产不是增加了，而是我们加快地让它暴露了，而且下决心去解决了，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健康运行。”
尽管促改革与稳增长没有根本矛盾，但对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挑战仍需提高警惕。王一鸣就直言：“如果低效益陷阱不能走出来，潜在风险就会显性化，包括债务、资产等各种风险都会显性化。我们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重构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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