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华社参考消息报转摘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一篇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急需关爱这篇文章。参考消息的第一个标题就是“留守儿童承受发展代价”。有人甚至把留守儿童问题列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性工业化的三大代价之一。关爱留守儿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中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但是把解决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放到不能让留守儿童继续承担我国经济发展代价这样的高度，无疑对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轨道，纳入我国扶贫轨道，纳入农村和农业现代化轨道，纳入全面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亿农民工进城，不仅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和制造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城镇社会消费和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我国东南部地区劳动力不足趋势的出现，表明依赖农民工进城提供劳动力支持制造业规模经济增长时代接近尾声的拐点到来。虽然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基本实现了一个将过剩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化经济领域这个伟大的成功，但是也留下了6000多万留守儿童的健康不良，教育缺乏，生活负担重和不能同父母团聚，无家可归，缺乏亲情的关怀环境。很多父母对儿女的牵挂只能通过打电话这种方式。很显然，这不符合小康家庭和小康社会的标准，实际上是我们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一个文明社会的悲剧。这至少从一个重要人口社会经济因素上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今天，中国不能继续以牺牲留守儿童为代价实现经济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基本消除贫困人口，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打好扶贫攻坚战。实际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扶贫的又一个主战场。
这里有两个难点。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富强了。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农村。最近中央提出到2020年农村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基本消除贫困县。可见中国扶贫的重点在农村。而在加大大区域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中，加快农村扶贫根本出路是加快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对改变根深蹄固的传统农村和落后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将是极其艰难的攻坚战。
二是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改革的迟后，不仅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而且不同利益集团主体格局已经形成，例如以房地产为列，政府层层高额税收，地方政府的土地流转收益，房地产商的逐利，三者利益结构的格局已经与百姓安居需求很不适应。结果推高了中国的高房价。虽然未来北京、上海房价与东京、伦敦的房价不会有大的差异。随着经济发展和房价的走高，早期解决了住房的人都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实惠。但是其直接后果是进城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安居房。这也直接导致了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难以解决。其实这些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失衡都是经济发展代价的表现形式。加上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宅基地、自留土地困扰着新农村的土地规划。很显然解决6000万留守儿童问题关系到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扶贫，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的又一攻坚战。
目前对解决留守儿童遇到的困境，各种对策措施仍然停留在政府增加扶贫拨款，支持农村儿童福利、教育建设，改革户籍制度等治标层面，而不是治本之策。全国政协委员张静还通过社会调查提出了《关于推进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议》 。但是如何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同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同小康社会目标条件下的人口布局、城镇化建设，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帮助进城工作多年的农民工走出一条能够购买安居房的经济环境和道路。通过政府支持和市场化运作，把解决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问题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潜在社会经济需求动力，需要在理轮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
几亿农民工离开了农村和原属于他们的农村住房和土地。在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中，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产品专业化生产都需要放到农村区域经济中规划。同时，新农村建设面临如何对已经长期融入城镇经济的“农民工”留在农村的陈旧住房，宅基地和土地。这些零散的资源放到几亿农民工身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对这些零散资源目前国家没有新政策。进城的农民工空有这些本来属于自己的资源，影响了农村土地规划和新农村建设。也影响了农民工城中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能力。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精准扶贫”正成为中国经济迎接下行压力挑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下一个经济热点和“风口”。李克强总理在最近针对经济转型发展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深化结构性改革，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并进。 如果能用土地流转政策盘活这些资源，既能合理维护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也可以变成增加农民工在城里购买安居房的重要资金来源。加快留守儿童和小康社会的百姓安居问题解决。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土地资源。
尽管不包括土地费用，住房建筑成本只有2000多元，但是实际房价往往要高出几倍。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买不起城市的高房价住房。中国东部大城市经济发展中也实施了郊区被占土地的置换流转问题，让进城农民工在城里可以直接用出让土地出让金收入买房。 但问题已经深入到广大农村。几乎涉及到全国各地。
农民工出售农村土地经营权，原则上政府通过土地置换 方式收购。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地区土地，增加扶贫和支农补贴收购后，有偿流转给有种植能力的农村土地经营者或农业专业化经营者。由村政府运作，纳入村政府统一规划。同时给进城农民工发放土地经营权流转证明。农民工在城市购买安居房时，可用农村土地置换城里建房的土地成本或部分减免建房税的依据。
城市地方政府在农民工购买安居房时，原则上免除农民工的安居房所用土地成本，合理减免部分建房税收。农民工只承担安居房的建筑成本和建筑商的合理利润。由于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因此减免的土地成本和部分税收由城市政府和中央扶贫支农财政补贴相协调的政策共同承担是合理的。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城市建设规划，就业人口发展规划和中央的有关财政支持政策，扩大安居房建设规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让近6000万留守儿童有家可归，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当然实际上围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安居问题，以及农民工农村土地流转置换问题涉及到多方利益格局和许多重大深成次经济关系的调整。是一项重大社会系统工程。其复杂性远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会带来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一系列协调和利好变化。毕竟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道路。
2015年1-9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0535亿元，虽然同比增长2.6%但9月增速比1-8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7.3%。截止8月底中国住房库存4.286亿立方米 较上年同期曾张15.7%。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四月统计说中国房屋实际库存规模远远大于全国统计数据。2015年要继续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全国新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740万套，目前基本建成625万套，不过由于很多深层次经济关系障碍。进城多年的农民工很难购买保障性住房。而另一方面关于保障房空置问题也不断发生。
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经济下行压力。而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就业又需要经济在合理期间的稳定运行。两年前我曾写下了“要警惕经济下行压力的长期化”。提出了政府维持经济在合理区间的稳定运行，不断与经济下行压力博弈将是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特征。
制造业产能过剩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化的重要原因。目前钢铁、水泥，建筑装饰材料，家具、家电，建筑行业产能过剩，企业面临很大的经营压力。虽然从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角度需要淘汰落后，压缩产能，但是从我国仍有很大潜在需求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视角看，产能过度闲置也是资源浪费。因此，通过政策调整，推动农民工逐步解决安居和6000万留守儿童的父母团聚问题，释放潜在需求，缓解产能过剩压力也是稳定经济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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