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某社交媒体掀起的国潮“华服看展”风，发生地正是嘉德艺术中心“澄凝琼英——故宫博物院藏玻璃精品展”现场。故宫博物院已与嘉德艺术中心五次携手举办院藏精品展，陆续将深居红墙内的美器佳品，以饱含趣味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西风东渐
展览现场，观众流连于养眼润心的玻璃器;百年前的乾隆皇帝，也不曾逃开玻璃器玲珑变幻的魅力。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朝制作的玻璃器数量在数万件以上，不仅呈进皇家使用，另一场景是赏用他人，用玻璃器给身边人“种草”。
现代人印象中，玻璃是再常见不过的物质，从本质上看也只是二氧化硅借由助熔剂和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下烧成的非晶态硅酸盐化合物。然而，昂贵的是技艺本身——正因这项化学发明集实用性、装饰性为一体，同时也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连通。春秋末越国君王越王勾践，其宝剑的剑格出土时带有蓝色玻璃，便是中国发现的最早一批玻璃;战国时期的镶嵌玻璃珠丰富多彩。这些都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早期贸易。
玻璃制品首先传入我国新疆，随后出现在中原地区。在之后的2300年中，玻璃作为外来品在中国历经了接纳、消化、结合本土审美和使用诉求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特征与配方：如不同于西方工艺常用的亮玻璃(透明玻璃)、质地不透明的本土化涅玻璃工艺及东方审美情趣的器物造型，皆体现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据资料记载，故宫藏玻璃器大部分为清宫旧藏，藏品时代从战国到明清时期几乎不间断，绝大部分为传世藏品，其中清代玻璃制品占比例最大，达90%以上。本次展览展出院藏17至20世纪中、西玻璃器，更不乏宫廷玻璃器典型代表作，带观众走进皇家美学的异彩纷呈，感受古人的匠心技艺。
内庭恭造
玻璃技艺在中国的发展与康乾盛世中的帝王息息相关，该时期的玻璃器也在世界玻璃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起来看看几条重要线索：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德国传教士纪里安的指导下，位于西安门蚕池口的造办处玻璃厂设立，后期为满足皇家日益旺盛的玻璃器需要，雍正年间又在圆明园六所建立了新的玻璃厂。到了雍正元年(1722)三月，帝王发布一条上谕：近来的玻璃制品精致了，但缺乏大清风格，貌似洋货;今后生产玻璃制品，勿失我大清内庭风格!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再强调造办处所做活计“不要失其内庭恭造之式”。展览第一单元“瑶琰映彩”便是从色彩、器形、纹样，充分呼应谕旨“内庭恭造之式”。
时间流转到乾隆朝，政局稳定，加之帝王个人对文化艺术的推崇，致使工艺美术发展进入黄金阶段。“迸火流金”单元得以一探，套玻璃工艺在乾隆朝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北京玻璃”的代表技术特色。据说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埃米利·加莱，也因汲取中国套玻璃的灵感，激发出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玻璃艺术风格。
“不失内庭恭造之式”作为本次展览的题眼之一，那帝王心目中追求的“式样”究竟如何呢?以雍正帝的审美来说，“款式雅”“制作精”“颜色搭配和谐”是学者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总结而得。这些特点能从展出的玻璃器中一一得到印证。
据记载，雍正朝可烧制的单色玻璃就达三十种颜色。本次展出一件清雍正黄玻璃天球瓶，烧制所需呈色金属是铁或锑，颜色梯度可随烧造变化。此件为典型雍正帝审美的玻璃器：端正秀丽，线条柔和，杂质少;鸡油黄色烧制属难度最大，成功率很低;加上故宫藏雍正朝玻璃器数量十分有限，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也不超百件——可谓难得一见之佳品。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比对玻璃器式样的来源，策展方特意展出了一批院藏的其他工艺器物。帝王一直袭承前人尚古偏好，从挚爱青铜器型便能窥见——展厅中雄黄色三足盖炉旁为参考器型西周古父丁鬲，旁侧蓝色透明玻璃方觚的对应器型是清仿古蕉叶纹方觚。纹饰方面，不出错的借鉴是御窑瓷器，如龙纹、螭纹为专属御用，花鸟纹、折枝花纹凸显文人气息，都是制作玻璃器不错的参照选择。
令人惊叹的是清代套玻璃工艺与瓷器、漆器纹饰和造型的结合。清乾隆白套红玻璃双龙赶珠纹玉壶春瓶，白玻璃为地，外套红玻璃层层密布蕉叶、缠枝、如意垂云，凸起的纹饰在玻璃地的光泽映照下鲜活生动。来自西方的工艺，与来中国宫廷的“式样”在诸多精美绝伦的玻璃器中，碰撞出惊人的美学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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