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德国化工企业也如今日中国般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但通过长期坚持安全环保标准和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德国化工业最终取得了全社会的信任。
2016年10月17日晚，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总部路德维希港化工园区发生了剧烈爆炸，火灾造成2名巴斯夫消防部门的消防员死亡，8人重伤，22人轻伤。爆炸是在巴斯夫员工于管廊内施工时发生的，爆炸引发火灾，被烧的管廊中包括含有乙烯和丙烯产品的管道。
消息传来，中国化工业一片震惊。多年来，巴斯夫始终是全球化工行业安全环保典范，如此规模的事故，且在公司总部发生，在巴斯夫实属罕见。
就在事发前三天，记者刚刚参观采访了路德维希化工园区，听巴斯夫高管介绍了其安全至上的理念和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
巴斯夫随后实施的应急响应措施也正如介绍所言，在第一时间迅速启动。而公司对事故信息的公开则更快——早在中国各大网站发布巴斯夫新闻稿之前，记者就已收到该公司公关负责人对事故发生以及救援进展的通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长李寿生向记者指出，巴斯夫对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公共关系处理均值得中国同行借鉴。
近年来，国内一系列炼化厂项目受到当地居民强烈排斥，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凸显出地方政府、石化企业与居民之间缺乏沟通，没有互信的尴尬现状。彭州石化、大连PX、宁波PX、厦门PX等邻避项目纷纷遭遇“民意泥潭”，最终被叫停或重新选址。而天津大爆炸、古雷大爆炸等化工事故更为这种尖锐矛盾火上浇油。
事实上，在上世纪80-90年代，包括巴斯夫在内的德国化工行业也如今日中国般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但通过长期坚持安全环保标准和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德国化工业最终取得了各利益相关方，甚至全社会的信任。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国内石化行业专家指出，即使像巴斯夫这种全球化工行业安全环保标杆企业也会发生事故，但相比中国石化项目面对的尖锐对立和排斥，德国化工企业避免陷入“民意泥潭”的秘诀就是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由企业主导的，公开透明、互利共赢的信任体系。
德国化工企业通过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措施构建上述信任体系。以巴斯夫为例，公司对外建立了“社区咨询委员会”(CAP)和应急响应组成的沟通机制，对内则践行“携手共创可持续发展”(TfS)和“责任关怀”(RCGC)以及”德国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CHEMIE3)等行业自律准则。
中国化工企业在上述两方面均试图接轨德国模式，但诸多“中国特色”的障碍却让这一过程显得艰难。
透明建立信任
共16万人的路德维希港分为10个行政区划，与该市隔莱茵河相望的曼海姆市有30万人口。这两个城市在德国都已经属于居民密集的城市。
作为世界工厂面积最大的化学产品基地，路德维希港鲜有事故发生。最近一次火灾是在11年前的2005年4月，当时因园区安全室中一个氢气瓶泄漏而发生爆炸，导致安全室内起火，致使两名园区消防队员受伤。
上一次致死爆炸事故发生在1998年，有两名员工在分离罐分离化学物质时发生了爆炸，受致命伤而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是1921年的大爆炸，导致600人丧生。
此次事故发生时，巴斯夫大中华区前媒体负责人陆斌正在路德维希总部挂职，她向记者介绍说，“事故发生后，我们每小时发一次更新，并在园区外设立临时信息帐篷，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还开通多条居民热线，在网站和社交媒体向本地媒体发说明。”
第二天早晨6点起，巴斯夫的应急沟通团队就开始与各路媒体沟通信息，建议附近居民避免室外活动、紧闭门窗。办公室也有人轮班接电话，回答热线中的诸多疑问和担忧。
除了上述应急响应的传播渠道，巴斯夫还独有以社区为主的沟通平台CAP。CAP主要由居住在化工装置周边的、具有代表性的个人组成，旨在于工厂管理层与周边社区居民之间搭建一个开放的对话平台。
在路德维希做了30多年CAP工作的Michael Mattern在事故发生后始终在一线忙着与社区沟通，他认为与邻居沟通和开新闻发布会同样重要，也都要公开透明。并且有些CAP成员已经向他表达了对工厂的同情。
与此同时，远在中国重庆的蒋勇永也开始紧张忙碌着应急响应工作。身为巴斯夫重庆项目公关高级经理的他，在事故发生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完全透明地传递信息并解答疑问。“我们要主动告诉社区邻居们和当地政府部门，巴斯夫总部发生了事故以及近况如何，而不是等他们来问。”蒋勇永说。
巴斯夫亚太区兼大中华区总裁柯迪文博士此前也曾向记者表示，巴斯夫解决邻避项目社会矛盾的关键是通过透明来获取公众信任，没有这点，其他各种努力都是徒劳。
“不管事故大小，居民是否察觉，都公开透明地交流，让居民随时知道园区内的事情。保持这种公开透明一段时间后，彼此的信任就会逐渐建立。”他说。
这种透明机制由沟通平台CAP和应急响应办法组成。CAP于2000年在路德维希成立，是由社区各界人士自发组成的20人左右的沟通平台，无任何立法权和管理权，也无议员等政府人士参与。
世界各地巴斯夫的CAP成员一般包括：社区各年龄段居民代表、当地NGO代表、医疗界代表和周边其他企业代表。
巴斯夫有一套制定好的并且每半年会更新一次的文件。上面有包括政府、社区、媒体、NGO以及员工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名单，一旦巴斯夫分布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基地发生事故，当地的CAP会立即启动一套类似的应急响应沟通机制——一方面包括如何处理事故，另一方面包括如何根据影响程度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沟通的原则是信息链必须清晰畅通，即：发生突发事故时，负责事故处理的部门必须随时将信息通报企业传播部门，传播部门必须随时将信息向周边邻居和政府以及媒体等公开。上述信息的传递必须始终清晰畅通。
中国特色：政府比企业更积极
与国际化工巨头相比，中国化工行业坐拥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市场，正处于项目集中上马的快速发展阶段，与公众的沟通还停留在粗放、无序的阶段。
2012年10月，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拟上马1500万吨/年炼油和120万吨/年乙烯一体化的扩建项目，引发附近200名村民到区政府门前抗议，称项目距离居民社区过近，其中涉及PX项目的部分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
镇海区政府回应称项目符合环评要求后，居民强烈不满，导致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最终迫使宁波市政府作出“坚决不上PX项目”的承诺。
继2007年厦门PX和2011年大连PX之后，石化项目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针对对象，反映出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企业、政府沟通意识、机制的缺失。
事实上，主管部门对宁波PX项目的环保标准不可谓不高，仅环境质量监测就做了三次。环保部甚至希望镇海炼化砍掉一些有可能产生污染的装置。
但由于中国并不具备类似巴斯夫CAP模式的民众参与平台，单向刻板的信息发布没有给民众公开透明的感觉，导致企业、民众与政府三方面沟通失效。而冲突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信任。
随着石化项目面临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的化工企业几乎都已认识到必须通过沟通和透明来化解矛盾质疑。在与项目周边社区的沟通上，中石化等国内大型化工企业尚无类似CAP这种专门的沟通机构，但也部分地采用了巴斯夫的一些做法，例如设立热线，鼓励周边居民提供消息、反映情况，有时会把当地政府和居民请来一起开会。
中石化的部分化工厂甚至颇具中国特色地设立了“举报奖金”——周围居民如发现安全隐患或者有穿制服的员工违反规定，都可以举报并获得奖金。
2013年4月8日，中石化集团青岛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公示“百万吨级乙烯项目”环评信息，以征求公众意见。青岛炼化于2008年6月建成投产，总投资126亿元，是国内第一个单系列千万吨级炼油项目。上述百万吨乙烯项目则是在此基础上投资建设。
公示之后，青岛炼化公司始终在网上和线下与市民保持对话、主动通过官方微博“青岛炼化”等渠道回应疑问，并开放厂区供市民参观。部分民意代表和理性市民也肯定了炼厂的做法，认为体现了诚意。
然而，种种努力均未能阻止“乙烯高致癌”、“青岛接盘厦门宁波遗弃项目”等观点的传播。
中国石化项目的立项、审批、征求意见和其他沟通均由政府而非企业主导。青岛炼化在征求意见时，当地政府仍为企业背书，使有能力解读该乙烯项目的独立专家无法发声，也导致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民众不敢相信政府和企业。
为争取该项目落地青岛，当地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努力。某种程度上，政府比企业更希望上这个项目，这也是中国石化企业面临的“中国特色”。
巴斯夫中国的CAP也同样认识到了自己面对的独特情况，即：任何工作都不可能脱离地方政府，否则会惹麻烦。
该公司重庆项目的CAP在建立之初，这种发动社区的工作方式的确引起当地政府一些疑虑，他们担心万一企业发动起群众但最后没能成功建厂，会造成负面效应。最终巴斯夫打消了政府的疑虑。此后，重庆项目CAP的会议上一般都会邀请当地政府和街道的代表作为观察员来参加。
企业主导是前提
专家们认为，企业主导是建立有效信任体系的前提。巴斯夫重庆项目即为一例，企业以公开、透明和兼顾各利益相关方为准则，形成了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了信任体系。
德国化工企业能够主导信任体系的建立，有其历史原因。以德国第二大化工园区勒沃库森园区为例。最早的勒沃库森化工园区仅有拜耳集团(Bayer)一家企业，园区管理都是拜耳公司负责。过去的20年间，这里从拜耳的单一工厂发展成为一个欧洲化工园区，赢创工业集团(EVONIK)等大企业纷纷入驻。
因此，这一改变不仅仅在名称，更在内部的结构。对拜耳和周边居民来说，这里变成欧洲化工园区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化工园区会有产业链上的企业不断入驻。园区会包含炼化、日化、特种化学品等几个细分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彼此之间大都为上下游关系，有经济协同性。例如制造石英玻璃会产生盐溶液，它可以用于电解产品，而电解产品的生产中会产生氢，氢可以再用在石英玻璃的制造中。
勒沃库森化工园区政府关系与社区沟通负责人Christian Zller向记者指出，拜耳此前并未计划将此处发展成为欧洲工业园，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众多企业协同的产业园。因此他们要向邻居们介绍新进驻的企业、新产品。
“居民们必须理解才能接受，园区还要向政治家们解释，这些企业的到来能为城市带来哪些益处，我们(众多企业)一起能够成就什么。”Zller说。
勒沃库森化工园区建成后，负责社区沟通的办公室不再像拜耳时代一样设在厂区，而是设在了居民区。Christian Zller每天就到办公室接待各路对园区感兴趣的居民，包括质疑者、好奇者、求职者和寻求支持者，高峰时每天要与80多个人交谈沟通。
此外，巴斯夫的路德维希化工园区也和中国石化企业的油田、化工厂一样，初期建设时周边一片空白，巴斯夫修建了员工住房，并建立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形成社区，进而扩大为城市，与中国的大庆、东营等城市如出一辙。
因此巴斯夫在路德维希市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纳税企业，在社区的深厚根基使它有能力来主导沟通机制乃至信任体系的建立。
从民众角度看，西欧有200多年工业文化的积淀，园区周边社区对大工业的外部性有比较成熟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这种积淀已经形成了一种现代工业文化。例如，德国前首相科尔的故乡就在距离路德维希化工园区几公里的地方，但他退休之后仍回乡居住，并不介意紧邻的化工厂。
而在化工行业，这种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基础就是行业自律，这也是实现企业主导构建信任体系的基石。
行业自律
德国化工企业的行业自律包括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ICCA)发起的工业倡议——“责任关怀”(RCGC)、德国化工协会倡导的“德国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计划”(CHEMIE3)和“携手共创可持续发展”(TfS)两个主要部分。
德国化工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如今日中国般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历经二三十年努力，和谐共处的生态才得以建立。巴斯夫亚太区兼大中华区总裁柯迪文博士认为，相比其他国际化工巨头，巴斯夫的秘诀很简单：安全标准始终如一，而且自己提出的标准自己做到，并且能保持很长时间。
反观中国，企业和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或者排放标准其实比巴斯夫的标准更高。“但如果你要获得社会的认同，那么你自己制定的标准自己一定要做到。” 柯迪文对记者说。
他预测，如果中国沿着德国走过的道路发展，那么中国未来对环保的监管以及对化工企业的突击检查和检查出问题后的处理措施都将越来越严格。
而中国化工行业显然正力争接轨德国道路——众多中国企业签署《责任关怀全球宪章》(下称《宪章》)，并申请加入“携手共创可持续发展”(TfS) 化学行业倡议就是明证。
2014年，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重新修订《宪章》，强调全球化工企业在维护“责任关怀”理念中的责任和义务，签署《宪章》的企业不但要在其组织内贯彻“责任关怀”理念，而且要为这一理念在全球的推动发挥引领作用。
2015年9月18日，中石化、中化集团等430家中国石油化工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在上海签署《宪章》，敦促各方为达成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等作出承诺。
而TfS是由巴斯夫赢创、汉高等六家化工企业于2011年发起的工业倡议，旨在打造可持续的化工供应链，以协调日益复杂的供应链管理流程，并增进全球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交流。
目前，已有19家公司加入了该倡议，对供应商实行可持续性评估和审计。赢创工业集团首席采购官及TfS主席Ruediger Eberhard向记者指出，该倡议活动的核心在于，供应商只需完成一次评估或审计，其审计结果就能被所有组织成员所认可。汉高公司相关人士也认为，对希望与TfS成员公司达成商业合作的供应商来说，他们将从该倡议活动中大大受益。
从拜耳公司中独立出来的科思创(covestro)同样看中TfS的价值。公司可持续发展负责人Richard Northcote对记者表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紧密相连，而科思创的供应商不仅仅供应在中国的生产，也供应公司在全球的生产，所以TfS对科思创更加重要。
TfS倡议对供应商的规范力度很强，其规范轨迹呈树状向上延伸，即：如果一家企业是TfS成员的设备或原料供应商，那么TfS对这家供应商的供应商也会提出相应要求。因为TfS的目标就是让整个行业的供应链提高可持续性。
但也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树状延伸的供应商规范模式在中国很难真正落地。因为这种规范模式不断延伸，必然会牵涉到有地方政府控股或参股的企业，从而引发地方政府的干预。
对此，上述TfS倡议的发起企业表示，任何一家TfS成员企业和其供应商的关系均完全自主，TfS不做强行要求。只要成员企业愿意，仍可与未达标供应商继续签约。
然而，在全球化工企业及供应商均力争加入TfS之际，拒绝加入和无法达标的企业无疑会被列入黑名单，失去与TfS成员企业做生意的机会。
(关键字：化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