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很多人归结为贸易谈判以及行业联盟的缺失等等，但背后的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大力增强期货交易所的影响力，至少拥有一个有足够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所。自2012年9月以来，进口铁矿石价格涨幅已超80%，又重新接近2011年时的高位。曾经榨干钢企利润的高价铁矿石在近期卷土重来，让本来就接近亏损的钢铁业雪上加霜，A股绝大多数钢铁类个股都已经跌破了净资产，今年进口矿价再度压回钢企肩上，更值得进一步反思――中国如何才能够拿到大宗商品定价权？
中国对大宗商品的消费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能源产品方面，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铁矿石进口约占国际贸易量50%；大豆进口超过国际贸易总量的50%；氧化铝进口约占国际贸易量30%。
按照正常的理论，既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重要进口国，应该对价格决定更有影响力才对。实际上贸易情况是：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渐渐出现了“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怪现象。
最近很明显的一次是在我国政府“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提出后，有色金属、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马上改变低迷的走势，纽约黄金、伦敦金属期货市场的有色金属等迅速提前上涨。再往前的2004年大豆风波更典型，当年，在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采购250万吨大豆后，国际炒家联手将CBOT大豆期货价格从200美元力推到400美元；但合同签署完毕后，期价马上下跌三分之一，国内一半大豆压榨企业濒临倒闭。2005年的时候，国家电网公司公布即将投资上千亿元进行电网建设与改造的消息，随即拉动铜价创下16年新高。
不仅是在对原材料有着绝对需求时，中国没有定价权，甚至于在中国垄断的部分上游资源领域，仍没有定价权。以稀土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目前出口的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中国的庞大物资需求成为了国际市场敲竹杠的根本，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的地位，反而使中国成为了国际大宗商品人为控制下的涨跌中最大的受害者。
对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很多人归结为贸易谈判以及行业联盟的缺失等等，但背后的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在早期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的定价主要基于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一直到了金本位制度下，商品的价格是基本稳定的。如果商品的价值基本稳定，黄金的价值也基本稳定，则影响商品的价格的因素主要是商品和黄金的供求关系。
直到世界经济进入信用货币背景下的金融经济阶段，出现全球一体化的大潮后，一切都变了。目前主要的大宗商品都有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期货市场，这时候的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它们的价格主要参考世界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标准合约价格确定。这时候的商品定价机制已经成为金字塔式，商品现货市场是塔基，远期等基础金融产品市场是塔身，期货市场加上衍生品市场则是塔尖，塔尖统领全球，操纵着塔身和塔基。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很多种大宗商品都已经不再仅仅是实体经济，更是金融化产品，商品定价权的争夺已经演变成塔尖也就是期货定价权的争夺，而中国恰恰缺乏操纵期货市场的能力和经验。
全世界国家都在疯狂的追求着对这个塔尖的控制，期货市场已经成为抢夺商品定价权的主战场，谁能影响期货及衍生品价格，谁就掌握了商品定价竞争的主动权。在这场争夺中，美国做到了极致。自美国芝加哥交易所推出期货合约以来，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基本都在美国三大交易所实现。美国成了世界主要的定价中心。除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期铜外，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尽落美国之手。原油主要是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农产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其它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则形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很遗憾，现有的定价权体系对中国来说是很致命的。美国将生产外包，但只要将期货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捞取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关系，金融就像血液，期货定价权是吸血的工具。等于说，中国人创造了价值，美国人掠夺价值。
期货定价权的获得让美国可以采取主动投机，金融掠夺更加变本加厉。比如美国量化宽松在推高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时，美国的商品基金则同时准备现货囤集。如美国黄金基金大量购入黄金现货，支撑期货市场黄金价格的攀升，美国铜商品基金也大量囤集铜商品，这些都是明显的投机行为。与此同时，美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也有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类似于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通过收集生产信息，预测全世界大宗商品的产量，进而准确地预测价格。高盛有这个能力，而其它国家参与投机的生产商却没有这个能力。
美国从实现崛起到拿到国际贸易定价权，耗费了几百年时间。中国要挑战欧美国家耗费几百年时间建立起的定价体系，势必困难重重。
中国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大力增强期货交易所的影响力，至少拥有一个有足够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所。
与之相比，我国三大交易所力量太弱，尽管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合约交易总量在2010年已经小幅领先于CBOT大豆期货合约，然而，中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准入限制的严格，和非全天候交易，等不完善因素同样成为了阻碍进一步夺得市场定价地位的关键。中国经济的大规模扩张正在成为外国供应商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的借口。我们急需要利用中国现有的三个期货交易所进行回击。中国要逐渐获取期货定价权的第二个动作，就是机构参与者必须拥有资金、信息等实力，中国的国有企业要习惯于套期保值，积累经验，培养人才。最终在合适的时候，国有企业可以成为我国期货定价权的重要有生力量。
美国能取得期货定价权的本质和根基还是在于美元霸权。美元指数、美国利率、美国量化宽松等影响商品价格的关键因素的控制权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欧洲、日本在金融定价权方面都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打破这种被动局面，将依赖于中国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
期货以及衍生品市场的建设，与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结果。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中国期货定价权的夺取，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反过来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从计价到定价，这是人民币货币化最重要的一个实质飞跃。在当下人民币逐渐实现计价的阶段，资本项目不该随意开放，但人民币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流通职能。一旦GDP等其它指标或者综合实力显著超过美国，资本项目才可以考虑开放，实现人民币的结算、投资、储备功能，从流通货币到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这才是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踏实之路，而中国也顺势可以拿到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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