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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一年的斡旋与协调，中国政府的部委间终于在“扩大进口”的问题上统一了意见。
去年5月，本报曾报道，当时关于扩大进口的细则已经成文，并上报国务院待批。而细则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各个部委之间能够做到更好的协调，为进口企业提供一站式便利化服务。
一些敏感的人士已经嗅到了对外经济政策整体转型的迫近，认为《意见》的出台不仅可能是“宽出严进”政策的终结，也是未来转向追求平衡的经济结构、较高的经济效率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
“宽出严进”或成历史
北京的
她的经历并非个案。
相当长时间以来，更多普通消费者，在购买日用消费品，如婴儿奶粉和护肤品时，也与奢侈品一样，遭遇价格“内贵外贱”的尴尬。
而进口金额更大的企业，在进口时要遭遇关税、配额、通关及商检的不便利等诸多限制。
前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大家都开一个玩笑，说我们现在出口是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报关，但是你问问企业，做进口是这个情况吗？可能就不一定了，这方面还有大量进口便利化的改革余地。”
这一切，或许将成为历史。
为促进外贸平衡发展，在《意见》中，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加大财税政策支持、改善金融服务、完善管理措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组织领导在内的一揽子加强进口的措施。
其中，财税金融服务保障最为给力。
财税政策包括：以暂定税率的方式，降低部分能源原材料的进口关税，适当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进口关税，适时调整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关税，重点降低初级能源原材料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关税。
在财税金融服务的保障以外，《意见》还提出要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改进海关、质检、外汇等方面的监管和服务。口岸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所在地的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行工作日24小时预约通关和报检。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对记者解释说，在过去积累外汇的时期，中国在进口审核方面比较严格，实际隐含的进口限制比较多，“举例来说，目前在所有可贸易的产品中，需要进口许可证的产品大概占了50%以上，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赵忠秀表示，各个部委都在强调自主性，追求自身权利最大化，导致分头管理、环节延长，这是造成目前进口效率低下的核心原因。
逐步减少外储增量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的出台也意味着，中国整个对外经济政策风向开始正式发生转变。
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由206.4亿美元上升到3.6万亿美元，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到全球总出口的近十分之一。而从最近十年来看，出口占GDP之比一直保持在30%以上，净出口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而经过十年的发展，巨额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相当大的风险因素。
在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看来，未来的政策，除了支持出口，也要鼓励进口；出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应该扩大其他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双向的证券投资。追求这些政策目标，必然涉及对外经济政策的两大核心措施：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
亚洲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小格林伍德曾对本报记者指出了目前问题的核心：“中国政府目前真正面临的政策平衡挑战来自于，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就能降低进口消费品价格；同时，可能会提高出口商品成本。因此，人民币升值速度的选择，是一个政策的选择，也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综合来看，这是一个在中国消费者利益和制造业出口商利益之间的平衡。中国特殊复杂的地方在于，中国的消费者大部分是被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商所雇用的，因此，决策层的选择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小格林伍德认为，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用好庞大的外汇储备，而是在未来逐步将外汇储备增量减少。通过扩大进口、扩大消费来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办法也会对中国民众有利。因为这关乎如何来提高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拥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对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