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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之后，旨在探索民间借贷定价机制的广州民间金融街也即将启程上路。上周，广州金融街建设实施方案获得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日从广州市金融办了解到，金融街将通过引入大量民间金融机构形成聚集效应，并收集其费率、利率数据，经综合分析形成指导价，并定期发布。
而业内专家认为，民间借贷定价机制形成的成败关键，是利率市场化能否放开。如果仍然实行利率管制，探索利率市场化将成为空话。而在没有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授权的情况下，这将成为一大难题。
探索定价机制
广州金融办人士介绍，广州金融街位于越秀区长堤大马路。进驻机构包括两类，其中一类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另一类则包括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分支。而其职能将侧重于民间金融，并最终建立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和监管治理环境的民间金融利率、费率价格形成机制。
此前，广州市有关部门曾表示，金融街将以市场化的机制进行建设。但本报记者昨日从广州市金融办了解到，在定价机制方面，未来可能将采取政府指导的模式。不过，不同于正规金融市场由监管层统一规定资金利率，广州金融街民间借贷定价最终会是一个折中平衡的结果。
“将以街内企业为主，并选择街外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金融机构为辅的方式，收集民间借贷的市场供求、利率、费率信息，并进行分析形成综合指数，定期发布，以此形成政府指导价。”上述广州金融办人士表示。
按照广州市金融办的设想，金融街将发挥集聚效应，集中引导一批经营规范、服务优质的民间融资机构及金融机构个人业务专营部门进驻。“先有规模，才有规律，我们希望能通过大量民间金融机构的聚集，通过竞争形成定价机制。”广州金融办人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金融街在行政层面已经悄然升级。本报记者获悉，建设民间金融街的设想，最早由广州市越秀区提出。在今年3月举行的广州市越秀区“两会”上，该区正式提出在其辖区内的长堤大马路建设民间金融街。而目前，这一计划已从越秀区层面提升至广州市层面。上周《广州金融街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在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原则性通过。
“动用的行政资源有可能为金融街建设增光添色。”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本报记者表示，金融街原先就有一些银行的区域总部，尤其是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监局都位于此地，广东很多金融政策都出自这里，就近设立有利于监管部门掌握最真实的市场信息。
阻力重重
广州市初步计划在金融街新设5家融资担保公司、10家小额贷款公司。而典当行的成立由于需要国家审批，今年已错过审批时间，将采取街外迁入的办法。
“报名在金融街成立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的机构很多，但长堤大马路的空间有限，而开业时间又很紧张，首期只能成立这么多，目前正在进行街面整饰、商铺腾铺。”前述广州市金融办人士透露。
而广州有关方面的准备也略显仓促。记者了解到，3月9日，广州市金融办曾下发有关通知；四天之后的3月13日，广州金融办又下发补充通知称，鉴于广州金融街建设必须于5月初建成，要求申请广州金融街小额贷款公司材料必须于3月17日前报送，逾期不再受理。
彭澎认为，民间借贷定价机制形成的成败，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民间金融机构能否大量聚集，并形成放贷利率、标准的指标；监管部门能否放开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能否形成真正的市场影响力，其定价机制被广东甚至华南的民间借贷市场认可。
“前两个因素尤为关键，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大量聚集，才会形成竞争和差异化的服务。如果机构数量过少，类似于垄断经营，就没有差异化的价格，甚至还会形成高利贷。而利率仍然采取官方管制的老办法，市场化竞争也难以出现。”在彭澎看来，广州金融街的机构数量有些偏少，而且应该争取尽量在利率市场化方面有所突破。
而上述广州金融办人士表示，金融街并不只是物理概念上的聚集，除了街内机构，街外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也将纳入信息采集范围。
权限之争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黎友焕对广州探索民间借贷定价机制并不乐观。“民间借贷定价机制令人费解。”他对本报记者说。
黎友焕认为，民间信贷利率本有定价制度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远离规范，形成民间市场实际利率，并出现了违规违法行为，这一方面说明市场的失衡和政策环境的不完善，另一方面说明制度不符合市场实际。
矛盾也正在于此。“利率市场化权限集中在中央部委，但这些部委未必掌握市场真实情况，而地方政府又没有金融体制改革和出台金融政策的权限。”他说。
广州市有关部门对金融街的定位是：向中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培育民间金融知名企业，提升民间金融街区品牌。
“广州金融街显然不是北京西单、上海陆家嘴那样宏大的金融街，只是部分领域、有所侧重的金融街。”彭澎告诉本报记者，所谓“民间金融街”，究竟是服务对象是民间，还是金融机构是民营，目前并不清晰。
在彭澎看来，与其广州自行探索民间借贷定价机制，还不如积极向中央争取和温州一样，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民间借贷在广东和温州一样发达，温州能做，广东为什么不能做呢？”他认为，如果只是在广州市层面探索，在没有中央部委授权的情况下，将会影响试验的实际成效。而在具体分工方面，他建议温州探索为民间资金提供流动渠道，而广东则建立民间资金的供求、市场价格的监测、监管机制。
